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般从地缘政治、政治和商业交流方面进行研究。 在本论文中，我以阿根廷文化杂志《当代》为研究对象，研究阿根廷与中国的关系。

当代杂志是阿根廷的季刊，创建于 2011 年。其创始人是三位记者，古斯塔沃·伍、内斯托尔·雷斯蒂沃和卡米洛·桑切斯。目前，它主要由古斯塔沃和内斯托尔领导。正如杂志每个封面上写的，当代被称为“第一本阿中文化交流杂志”。这也是一本专门研究阿根廷和中国双边关系的杂志，涉及的内容板块有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体育和文化等。

文化杂志是社交和交流的空间。正如贝格尔(2003)所说，它们是“集体文本”。杂志并不只是阐述现实，而是它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有它自己的规则，有参与其中的演员以及他们与社会建立的联系。根据马丁内尔(1999)的定义，“文化媒介分析并阐释所处社会的现实”。借此，我把当代杂志确定为文化媒介，因为它对中阿关系的现实进行阐述、分析并促进最终作品的传播。要强调的是，当代杂志这个案例，分析的主要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中阿关系的现实，重点不是“所处社会的现实”。

根据赛福斯坦(2017:144) 的著作，我提出，该杂志的编辑计划是一种“政治参与”的方式，即参与公共辩论，产生和传播关于阿根廷和中国关系的观点。一般而言，这些关系的内容是争议的焦点。正如我将在整篇论文都谈到的，当代杂志的角色是增进中阿关系的文化媒介。这一目的使杂志具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有别于那些断然阻挠中阿关系或者将这个亚洲国家视为对国家利益或对西方价值观有威胁的立场。

本论文的目的是研究《当代》杂志作为2011年至2021年促进中阿关系的文化媒介，侧重外交关系。这本杂志有促进中阿关系的政治倡议。这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是其多年来行动的“主要依据”（Beigel，2003）。

为实现这一目的，在第一章中，我介绍了 1972 年至 2021 年阿根廷与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发展脉络，分为4个时期，详细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突出的方面以及涉及到的文化交流。分期为：a) 1972-2004；b) 2004-2015 年；c) 2015-2019 年；d) 2020 年至今，即2021 年上半年。为了完成本章，我引用了很多参考书目和新闻，尤其两国官方新闻机构的资料。资料来源包括，阿根廷外交部协议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库，中阿委员会，中国外交部以及在论文末尾的参考书目中引用的其他官方来源。

第二章介绍了当代的诞生和发展。分析部分，我思考了 Pita González 和 Grillo (2015) 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本章的第一部分我特别关注了杂志的创建者。本章第二部分，我探索了杂志的发展轨迹。这部分我考虑了 Artundo (2010) 提出的一些概念：“物质存在”和“产出背景”的特征。我还引用了 Szpilbarg 和 Saferstein (2011,2014) 以及 Wortman (2015) 的文章，他们谈到了阿根廷文化产业中网络和技术的使用，还有内容、生产形式和流通的数字化。当代杂志，除了纸质印刷的方式，它的数字版也在其新闻网站上。观察杂志的发展轨迹，我根据它在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转变以及网页的使用来明确它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了了解当代的发展阶段，我思考了杂志“出版生涯的转折点”（Beigel，2003：17）。最后，在第三部分中，我将讨论随着时间发展杂志发展的优势和阻碍。本章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我对当代两位创始人的采访以及阅读杂志。

在第 3 章中，我对“内容方面”进行了分析（Pita González 和 Grillo，2015）。根据从杂志中挑选出的重要文章和信息，观察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思考两国的文化交流。根据 Pita González 和 Grillo (2015) 的建议，我考虑了：标题、主题、作者和带隐含意义的文本。对于最后这一点，我会联系第一章中谈到的内容。根据贝格尔的说法，“总能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够从主题甚至意识形式上确定文化杂志的‘行动依据’”（贝格尔，2003：17）。因此，在本章中，我的重点是确定杂志的行动依据。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对二手资料和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根据我前面提到的 Artundo (2010)、Pita González and Grillo (2015) 和 Beigel (2003) 提出的方法，完成了对当代杂志的分析。

为开展研究，第一部分工作为大量阅读新闻和参考书目，以找到资料并总结1972 年至 2021 年间阿根廷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里程碑。

论文工作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对当代杂志的创建者也即当下主要负责人Gustavo Ng 和 Néstor Restivo 进行采访。当代项目的创始人对杂志的发展了如指掌，作为资深记者，他们也一直关注两国关系。访谈是我这项研究中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方法。作为一种数据收集工具，采访意味着能获得对具体情况的一些假设和理解，通常能取得自由交谈无法达到的效果（Fredin, Otamendi y Perugorría,2001）。

选择采访的方式，主要基于与该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取得联系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作为主要参与者，能够提供特别的信息（Fredin、Otamendi 和Perugorría，2001）。受访者参与一种社会情境，他们的主观体验就是访谈的重点（Marradi、Archenti 和 Piovani，2007）。我选择的是半结构式采访，因为此访谈方式相对深入又更灵活开放。这个类型的访谈主要基于一些表达观点的问题以及对论文主题背景的认识（Hernández Sampieri；Fernández Collado；Baptista Lucio，1997）。

访谈是一个观察实例，它是一种社会活动，其中采访者是参与的观察者（Meo 和 Navarro，2009）。在我的研究中，趋向于深入了解研究案例，案例的代表性与逻辑数量无关，而与案例的代表性有关（Meo and Navarro，2009）。 当代杂志这个案例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是阿根廷主要的（也是目前唯一的）旨在拉近两国距离的文化杂志项目。

工作的第三部分为挑选并分析当代杂志中与两国外交关系有关的文章。 “内容分析是一种诠释文本的技术，无论它们是写的、刻的、画的、拍摄的”（Marradi、Archenti 和 Piovani，2007：290）。定性内容的分析试图通过考虑“潜在内容”（Marradi、Archenti 和 Piovani，2007：292）来丰富显性内容的分析。隐含的内容非常重要，这能够观察杂志如何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媒介。也正如前面所说，去发现杂志的“人文地理”、意识形态的“行动依据”，杂志与社会和各历史“时刻”的联系。

基于以上各部分的分析结果，我在论文的最后给出了结论。本论文旨在探究有关阿根廷和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关系以及双方社会的联系。为此，我把《当代》杂志作为案例，研究其作为文化媒介对两国关系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没有文章或者作品系统地介绍这本杂志的信息及角色，也很少有作品从国家和社会关系层面分析两国文化交流，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于社会层面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有郭（2019）、江（2019）、娄（2019）和杨（2019）。这些作者在他们的文章中谈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交流，例如，青年学者间的会面，出版的作品，外交、文学和文化活动的未来发展，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工作经历。他们的文章关注了人与人、与组织之间的直接交流，关注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和障碍。正如我前文所说，本论文提出以当代杂志为研究对象，最终将该杂志确认为文化媒介，杂志的文章出版，对中阿关系现实的诠释和分析，促进信息流通等行为都为拉近两国关系做出了贡献。